1924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近代的军阀统治，唤醒了全国民众，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提供了历史借鉴和革命经验教训，也为后来的革命运动蓬勃开展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一系列工农革命武装运动的影响下，众多进步青年更加向往革命，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1932年，国民党第85师驻扎湖北崇阳县城，该师大部分官兵是贵州籍人士。该师军士教导大队上尉中队副官、中共地下党员舒葆初（贵州瓮安人）根据上级的指示，在师秘密发展了莫德维、李光庭等一批共产党员，建立了党的支部，领导开展对该师的策反工作。但是，由于叛徒的出卖，舒葆初等7名共产党员被残酷杀害。兵变活动的参与者李光庭及与兵变有牵连的喻雷、王毅、唐寿南（凯里人）等人在得知事情暴露后，分别连夜出走。李光庭、喻雷等脱险后辗转来到凯里继续开展革命活动。而王毅从崇阳脱险后前往南京参加学生运动，后于1934年回到凯里。在失去与党组织联系的情况下，李光庭、喻雷等多次在唐寿南家召开会议，共同谋划革命斗争。

1934年，王毅受李光庭委托前往毕节、贵阳、安顺等地寻找党组织，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王毅终于找到中共毕节支部成员秦天真。随后，秦天真代表党组织重新接收李光庭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同时吸收王毅、喻雷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在贵阳男子师范学校就读的李长青经秦天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到达贵州。中央红军入黔后，人地生疏，群众基础较弱，急需贵州党的地下组织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因此，中共中央在遵义期间，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林青任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任委员。为开展军事斗争的需要，省工委成立不久，便组建了以李光庭为组长，喻雷、王毅、丁沛生、宁仿陶、张恒兹为成员的军事小组。从此，贵州不仅有了党的最高领导机关，还有了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指挥部。

1935年，贵阳发生“7.19”事件，中共贵州省工委机关和部分基层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当局破坏，省工委书记林青和委员刘茂隆等被捕，后刘茂隆成功越狱，喻雷和高言志将其秘密隐藏并安全转移至上海。后来，李光庭、李长青、黄玉如等一批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秘密转移和护送中共地下党员董亮清、熊蕴竹、余稚翔等，使他们成功脱离危险。

为保存革命力量，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将党的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根据省工委的指示，1935年农历冬，李光庭、喻雷、王毅、李长青4人在凯里李长青的故居召开秘密会议，成立中共凯里小组（简称凯里党小组），李光庭、李长青为小组负责人，王毅、喻雷为成员，直接接受省工委的领导。从此，凯里乃至黔东南广大地区的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坚持不懈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长期、反复的斗争。

为培育革命骨干，壮大革命力量，李光庭以结拜兄弟的形式先后在台拱县城的“文昌宫”和凯里的“魁星阁”，与肖洪春、顾永祥、唐明贤等十多名青年结义，盟誓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李长青在凯里组织陈松禄、孙礼庸、顾永祥、唐明贤等二十多名进步青年参加其创办的“青年读书会”，传播先进文化和革命思想，并号召和动员进步青年与反动当局、地方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

1936年秋，遵照省工委“要在黔东地区大力开展武装活动，把雷公山作为武装活动的据点”的指示，凯里党小组召集“青年读书会”部分成员和“结义兄弟”积极分子等十余人，以“闹鱼”为名，在凯里龙头河“野鸡滩”的一只木船上秘密聚会。会议决定把“青年读书会”改名为“革命小组”，同时推选李光庭为组长，划定榕江、三穗、锦屏、剑河、台拱、丹江等县为游击区，建立以雷公山为重点的革命根据地。会后，在与会人员的秘密宣传和串联下，各地民间武装的积极响应，并迅速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在较短的时间里，凯里党小组能够直接掌握的武装达500余人枪，发展地下武装工作取得明显的成效。1936年冬和1937年春，在李长青、王毅等的带领下，凯里及周边的地下武装前后两次上雷公山以期建立革命武装根据地，但两次创建革命武装根据地的行动由于多种原因均未成功。尽管两次军事行动未能把革命武装根据地建立起来，但它对于推动黔东地区的革命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凯里党小组遵照省工委的指示，又立即投入到抗日爱国统一战线之中。王毅深入麻江等地作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发动工作。但不久，其行踪引起了当地反动势力的注意，为脱离危险，王毅按照省工委的指示，离开凯里到贵阳县委工作，任组织委员，负责组织开展学生运动。喻雷离开凯里赴安顺与丁沛生、张恒兹等取得联系，在紫云、镇宁、关岭三县交界地区开展革命活动。李光庭则打入国民党镇（远）、遵（义）师管区任连长，负责动员、征集、训练和运送黔东南各族青壮年到抗日前线参战。李长青则留在凯里开展抗日宣传，他将抗日宣传纲领和口号雕刻在木板上，印刷成字帖发给学生练习书法，以此推动抗日宣传。同时，李长青还在凯里万寿宫成立“凯里青年抗日救国后援会”，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在李长青的宣传和动员下，很快会员就达七十余人，李长青被推选为临时会长。尽管不久“凯里青年抗日救国后援会”的领导权被反动当局篡夺，但广大爱国青年在李长青的发动和组织下，与假抗日真反共，镇压抗日力量的国民党反动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根据党中央关于白区工作“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李光庭和喻雷在凯里创办了“川岩酒精厂”，他们以办厂筹集革命活动经费的同时，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后来，由于他们的革命活动引起敌特的注意，而被迫离开凯里。1941年，李光庭、李长青、喻雷等先后在凯里的李家祠堂和麻江的观音庙、大良田等地召开会议，研究如何筹集革命活动经费和深入开展革命活动。随后，李光庭前往麻江县大良田开办起“李记客栈”，后又将“川岩酒精厂”迁至大良田，更名为“荣通酒精厂”。而李长青则变卖了祖田得到大洋1400多元，在凯里小坳种植烤烟，创办开斯米烟厂，生产“闪光牌”、“红星牌”、“马头牌”香烟。香烟生产出来后，李长青亲自到三穗、剑河、锦屏、台拱、镇远、贵定、洪江等地销售，并以此为掩护秘密开展革命宣传，加强与地方民间武装的联系。1944年，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喻雷则因长期在险恶的环境里开展革命活动，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最终积劳成疾，不幸英年病逝。

解放战争爆发后，为推进凯里及周边地区的解放事业的发展，凯里党小组积极开展对国民党地方官员及部队官兵的策反工作，并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台江县长包和麟、炉山县常备总队副总队长蒋泽霖、旁海区民众自卫队长杨耀宗、清平镇民众自卫队长陈鹏等，使炉山及周边的部分县获得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凯里党小组成员按照组织的安排，又积极投身到剿匪反霸斗争和共和国的建设事业之中，用自身的英勇事迹继续谱写共产党人的光辉篇章。1949年12月，遵照省委的安排李光庭、王毅调到贵阳工作，1950年5月13日，两人在参与对贵阳小关村匪情侦察时，不幸落入匪手光荣牺牲。而李长青则留在凯里，积极参与当地的清匪、反霸斗争和开展征粮工作，立足岗位建功立业，受到上级的嘉奖。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由于被错误地列为打击斗争对象，而含冤去世。

凯里党小组自1935年成立，在长达14年的革命斗争中，不顾斗争环境的险恶，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克服和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想像的困难，与反动当局和地方反动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凯里及周边地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的伟大功绩将永载史册，他们将永远活在人民群众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