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又名王芸生，贵州省毕节县城关镇白花山人，生于1906年，幼年丧父，随其叔父王继和去汉口，在那长大成人，曾当过学徒和店员。1924年至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国内形势处于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和北伐战争时期。这次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王毅时虽年幼，却产生了救国救民，立志革命的思想。1925年在汉口经同乡缪正元、向仲亚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初在湖北崇阳参加舒保初（中共党员）秘密策反国民党85师官兵，失败后逃至南京。1934年在南京同齐鲁大学学生郭促伦，中山大学学生辛本俊一起加入学生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同年，由南京回贵阳，经秦天真重新接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革命活动。

1934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会议后移师北上。这时得到党中央批准，建立了中共贵州省工委，王毅在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下，经常去安顺活动。在安顺时，王毅根据省工委和秦天真的指示，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宣传革命思想，广交朋友，发动进步青年学生参加革命。在安顺中学发动李运亨、洪鼎、梅承痒等进步学生组织创办《三乙周刊》，大造革命舆论，反对国民党。王毅在《三乙周刊》刊发的献词中道：“鲜红的太阳，冉冉地从东方升起。远远的天际展现了灿烂的彩云！”暗示中国大地上诞生了共产党，苏维埃政权已在东方建立。

为了破除迷信，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教会宣传信奉上帝麻痹人民。在一次会上，王毅说：“信仰上帝的是洋教，你们怕不怕，信不信，敢不敢给假洋鬼子、洋鬼子开点玩笑？”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敢”！一天夜里，大约十点多钟，安顺城内，天空无月色，路上静悄悄，王毅领着一批弟兄和学生来到圆通寺所在的那条街，他分派李运亨和另一个人在路口放哨，其余年纪较大，有点力气的都跟随王毅来到城隍庙。里面有泥塑的许多鬼神，其中有高得吓人的“无常”、有勾魂的“鸡脚神”和满嘴塞进善男神女敬贡的鸦片烟的小鬼等等，白天进去就有些阴森恐怖，晚上就更加感到可怕。王毅领着大家一声不响地进去把一个“小鬼”抬出来，又悄悄地抬到“洋鬼子”住的地方，把“小鬼”紧贴在门前直直地立着，然后叫大家撤离回家。第二天早晨，“洋鬼子”的门口围了一大群人看热闹，有人还津津有味地说：“城隍庙的小鬼真‘显灵’跑到这里来了”。这一行动，气得“洋鬼子”大叫大嚷，对“小鬼”大打出手。过了很多天不见“假洋鬼子”“洋鬼子”露面，据说他们天天闭门祷告，向“上帝”忏悔，深怕“上帝”再惩罚他们。

1935年夏，贵州省工委成立军事领导小组，王毅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军事领导小组成立后，遵照党中央在遵义向贵州党组织提出的“面向遵义，背靠云南”的工作方针，军事小组的活动着重于安顺、炉山（今凯里）。省工委指派王毅于1935年6月1日到丁沛生（省军事小组成员）处，从国民党121师4团3营12连拉出两个排，王毅任指导员，丁沛生任队长，创建了“中共黔西游击第七支队”。这支武装辗转在盘县、郎岱一带打游击。由于敌强我弱，加之经费缺乏，游击支队建立不久就遭敌击散，丁沛生被叛徒击伤回安顺疗养，王毅到炉山县。同年冬，上级批准成立凯里党小组，王毅是党小组成员。在凯里协助李长青组织“青年读书会”，张贴标语，揭露反动派当局和土豪劣绅的罪行等革命活动。

1936年，王毅通过唐寿南（凯里人，时任镇宁县少校保安大队副）的同事关系，打入镇宁保安大队任军需上士，与安顺从事革命活动的李运亨、朱桂林、洪鼎等秘密联系，商讨开展安顺地区的武装斗争工作。

同年夏，王毅受凯里党小组的重托，专程前往广西六寨找秦天真汇报请示工作。秦天真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成绩，并指示“要在黔东南地区大力开展武装活动，把雷公山作为武装活动的据点”。王毅即返回凯里向党小组传达，并参加了研究大力开展武装斗争的龙头河会议。会后，便深入黔东的凯里、丹江、台拱、宣威等地发展地下武装，开展打富济贫活动。1937年春，王毅与凯里党小组负责人李长青两次带领各地地下武装四、五百人集结于雷公坪，打算建立人民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因各方面条件不成熟，未达到目的。同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党中央指示，在后方白区不宜搞武装斗争，着重抗日救亡工作，搞民族统一战线，因而这支农民武装活动停止。

1938年下半年，根据省工委的指示，王毅离开凯里到贵阳先任省工委组织委员，后任书记，深入各学校开展学生运动。1939年春，奉省工委秦天真之命离开贵阳奔赴毕节任毕节县委书记，负责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王毅沉着镇定，积极组织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亡工作。他利用工作之便，在民教馆、抗日后援会，组织“歌咏队”“时事座谈会”“街头演讲队”，用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使毕节一时抗日救亡工作风起云涌，抗日烽火越烧越旺。

为进一步传播马列主义，宣传革命思想，王毅利用毕节进步人士孙思武开办的“群益书店”和“七月书社”购进大批马列书籍，借加强民教馆之名增订《新华日报》和《群众》等杂志和书刊，积极组织“妇女读书会”，发动群众支援香港《新闻》工人募捐等。这些工作的开展，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发展。就募捐来说，签名募捐的有二百多人，一次汇款就达六百余元。当毕节县委的活动经费困难时，他为革命挺身而出，将自己的房屋典当。王毅在毕节的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的注视，加派特务对他跟踪盯梢。1941年1月17日，正在主持“读书会”活动时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王毅巧妙地应付了敌人，并设法告诉外面“阮已叛变，组织被破坏，要保持实力，自想办法”，从而保护了同志。

1942年8月，王毅被国民党押解到重庆五云山康泽集中营。在集中营里，敌人为了软化“犯人”，天天强迫学习《三民主义》，王毅为了坚持马列主义，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同国民党反动派所谓的理论家陈立夫、叶青之流针锋相对。他在1950年1月20日的自述中说：“在集中营内，每日除规定读《三民主义》外，便什么也没有，这时又使我读了许多古书和透彻的研究了三民主义，使我对三民主义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但我始终是读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辩证法我有相当的兴趣，而且相信的还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觉得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还不为一种可行的方案和纲领。觉得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把三民主义承认为最低纲领，这是正确的。……国民党如陈立夫之流写什么唯生论，叶青之流写什么唯心综合论，刘炳梨等则又写沁物综合论来为三民主义作哲学基础。这些先生们徒然要为三民主义硬找出一个不伦不类的哲学基础来。然而这都是唯心论的本质和机械唯物论的……”。

1944年4月1日，王毅被释放出狱。他为了革命事业，颠沛流离到昆明、贵阳找工作、找党组织。在此期间，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1948年秋，王毅在毕节秘密组织领导进步青年谢代元、周光旭、邱在艺等学习马列书籍，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1949年，谢代元在王毅的支持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承业领导的“中国民主联军滇黔川边区二纵队毕节支队”，策应镇雄暴动，打击敌人，迎接毕节解放。邱在艺也在王毅的支持下到国民党保五团，其目的是要邱在艺多交朋友，有机会抓些人枪在手。1948年底到1949年初，王毅支持李思齐、马怀麟策划组织武装暴动的意见。2月16日，由马怀麟具体领导修文暴动，遭到国民党残酷镇压。2月24日，因与李、马之关系，王毅第二次被国民党逮捕，敌人抓不到证据，同年7月6日准予取保释放。出狱时，正值国民党节节败退，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挺进西南之际。为掌握武装，迎接解放，王毅于10月上旬来到炉山，会同李光庭等控制炉山县常备总队180余人和清平镇民卫大队300余人，撤出炉山县城，使我军解放炉山免受周折。并且，在炉山解放后不久，这两支地方武装到炉山县委接受了改编。1949年12月1日，王毅被调到贵阳工作。1950年初，全省匪患四起，5月13日，王毅与李光庭前往贵阳大关执行了解匪情任务时不幸牺牲，时年44岁。

王毅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始终坚持党的理想信念，为了党的民主和解放事业，艰苦奋斗，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是坚强的革命战士，我们将永远铭记他的革命精神和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