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寿南,学名唐仁昆,1902年出生于凯里市老街，富户出身。在凯里小学堂，由于受思想先进的王仲纯校长的影响，唐寿南从小便有远大的理想抱负。1926年，唐寿南只身前往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由于成绩优秀被黄埔军校录用，成为军校步兵科第五期学员。在学校，他努力上进，博览群书，尤其受进步书籍和革命思想的影响，他思想进步，满怀报国的革命志向。毕业后，他投入同是贵州籍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天柱人）部,参加了北伐战争。战斗中，面对枪林弹雨，唐寿南毫无畏惧，勇猛向前，屡立战功。后来，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诱杀了王天培，加上北伐战争失败，部队被拆散，唐寿南率领的一支部队被黔军43军军长李晓炎（贞丰人）收编。1928年，李军与周西成军阀混战，李晓炎部失利，部队再次被打散。1929年，李晓炎第一师副师长谢彬（铜仁人）投靠到何应钦（兴义人）部，收编了遗散于黔东各地的李晓炎余部数千人，唐寿南所率人员也被收编。该部队重新被编为国民党85师，谢彬任师长，唐寿南任营长，中校军衔。尔后，85师在驻湖北汉口英租界设立办事处,唐寿南任办事处主任，负责扩充队伍。同时,贵州省民政厅亦聘任唐寿南为贵州省实业调查员，负责市场食盐、布料等的市场调查、管理，在那个时代，食盐、布料等物资奇缺，商人、地主们都想囤货倒卖，都想巴结唐寿南，唐寿南虽手握绝对实权，但都坚持秉公办事，从不欺榨百姓。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国民党85师奉命开赴湖北崇阳，执行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清剿”的任务。

在85师，唐寿南结识了同样满怀革命理想的李光庭（中共地下党员，铜仁松桃人），为了壮大党的队伍,增强革命力量,唐寿南将舒葆初（瓮安人）、王毅（毕节人）、喻雷（习水人）等一批贵州籍进步青年介绍到85师。在85师,唐寿南经常以同乡人“打牙祭”的方式将李光庭、舒葆初等召集在一起聚会,进行思想摸底工作。就这样，一批有抱负的革命青年，在以唐寿南为中心的引导、组织下，经常谈理想抱负，谈国家时局，交流思想心得，忧国忧民。舒葆初后考入南京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研究班学习，遇到了同是瓮安人、少年时的同窗好友、时任中共南京市委负责人、在国民党军政部任上尉军官的冷少农，1931年，冷少农介绍舒葆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党部发展党员，舒葆初学习结业后受党中央指派，并在唐寿南的帮助下，又重新打回85师。舒葆初在师部秘密发展周廷贤、宋应达、李光庭等十余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舒葆初任支部书记。

1932年初，根据党中央指示，在85师策划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起义，枪杀顽固反动派谢彬，投奔红军。当起义一切准备就绪时，却因叛徒告密谢彬，谢极为震惊大怒，连夜回师逮捕了舒葆初、宋应达、李光庭等20余人，李光庭等人脱险，舒葆初、宋应达等7人惨遭杀害于湖北崇阳河沙坝，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崇阳惨案”。唐寿南、王毅、喻雷等因参与了此次地下党的活动，他们和脱险后的李光庭都迅速分别撤离崇阳。唐寿南单独取道武汉前往上海，李光庭、王毅、喻雷、黄玉如（麻江人）一路，陈忠林（凯里人）、朱玉成（黄平人）为一路分别撤离湖北。后唐寿南又返回湖南洪江与事先约好的李、王等会合。在洪江，刚刚脱离生命危险境地的李光庭等革命青年对下一步去哪里一筹莫展、举棋不定，对下一步如何开展革命工作迷茫没有目标。此时，唐寿南提出，贵州国民党统治势力相对薄弱，回到家乡贵州继续开辟第二战场，并进一步提出，到具有抗暴斗争传统的黔东南地区为革命活动立足点，尤其在凯里较为隐蔽，他家房子较多（1000余平方，一大幢木房，两幢偏房），经济条件较好，有砖砌高墙围着，适合开展地下革命活动，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当时，凯里有三大家族富甲一方，民间流传语，“蒋家银、唐家田、李家土”，唐家即唐寿南家。可见，唐寿南家庭殷实富裕，田地众多，房子非常宽敞便于住宿隐蔽。

就这样，李光庭、王毅、喻雷等进步青年经常居住在唐寿南家秘密集会，吃住在唐家，商讨革命。那时，李光庭、喻雷等地下党员经常经济拮据，唐寿南常常无私地给予他们革命和生活经费，有时因需大笔费用，唐寿南则变卖自家田地支持革命。由于唐寿南无私的提供物资和经济上的大力支持，这为后来1935年11月18日在凯里建立中共凯里小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返回凯里期间，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这群革命青年则以唐寿南为中心，商讨决定此前的工作重心是：一是开展兵运工作，二是争取在群众中扎下根。期间，李光庭等以结拜兄弟的形式发展了陈学海（雷山西江人）、杨玉清（雷山大塘人）、肖洪春（台江人）等20余名进步革命青年。为了开展兵运工作，掌握兵权，唐寿南带领黄玉如、喻雷、陈忠林等打入张元勋的“黔东南边区司令部”，唐寿南任参谋兼第二团团长，唐寿南安排陈学海、杨玉清分别任二、三营营长，黄玉如、喻雷分别任二、三营文书，陈忠林任特务长，陈负责到各地募兵。但后来由于张元勋部队被贵州军阀王家烈收编,王家烈把第二团作为交换武器装备的条件,调到广州并入陈济棠的部队，唐寿南属第二团被调遣到广州，凯里地下党的兵运工作受挫，黄玉如等人回家乡抓地方武装，喻雷打入国民党25军(黔军)任三营文书。在广州工作一段时间后，唐寿南又离开部队从广州前往上海（有学者推断，可能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唐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

1935年1月1日，遵义会议召开，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贵州省工委，贵州的中共地下党员又找回了自己的组织。1935年11月，经省工委批准，凯里党小组成立，李光庭、李长青为党小组负责人，王毅、喻雷为成员。期间，凯里党小组的任务就是壮大地方武装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李光庭、王毅、喻雷等地下党员继续在唐家秘密聚会，开展革命活动，唐寿南仍无私地提供生活和经济上的帮助。受唐寿南影响，其侄儿唐铭贤思想进步，同情底层广大百姓大众，积极帮助凯里党小组。为抓好地方武装支援革命，在凯里以唐铭贤为中心，他与顾永祥（凯里人）发展地下武装110余人，拥有步枪20余支，他卖掉祖田得银子五、六百两用以购买枪支和用作军费，为创建雷公山革命根据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36年，回到贵州的唐寿南由于能力突出，很快又打入镇宁县保警大队，任副大队长，唐寿南又安排喻雷任少尉国术教官，王毅任军需上士。有一次，喻雷与一个军官辩论政治问题，该军官上报给唐寿南，唐知道后，为保护地下党员喻雷，唐寿南表面上惩罚了喻雷，事情得以平息。1939年夏,国民党镇宁县当局拖欠军饷,保警队无以为继。唐寿南多次与镇宁县政府交涉,但都无济于事，便带领王毅等人离开了镇宁县保警大队。不久，唐寿南又打入“贵州省干部训练团”，担任中校教官,他继续无私地帮助和指导凯里党小组开展革命活动，尤其是党小组负责人李光庭，因忙于革命，家庭经济非常贫困，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唐寿南每次给予他5块或10块大洋，他们结下的深厚的革命友谊，令无数人为之感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唐寿南又忙于开展抗日宣传。

1947年，唐寿南因病治疗无效，在贵阳逝世，年仅45岁。唐寿南逝世后,李光庭、王毅、喻雷等身穿国民党军服,与镇宁保警大队官兵及贵州省干部训练团共30余人将其遗体护送回家乡凯里,安葬在隐蔽的苍松翠柏的罗汉山上。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战争的硝烟早已消散贻尽，铭记历史，缅怀革命先辈，是我们不断汲取营养，开创中国伟大事业的精神食粮。唐寿南为国为民的忠贞无私奉献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他一生投笔从戎，驰骋战场，南征北伐，马不停蹄，无论是对凯里党小组的建立，为贵州地下党的生存和发展,为党的统战、兵运武装工作，为贵州人民的解放事业,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原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委员、贵阳市第一任市长秦天真曾评价唐寿南是《水浒传》中“柴进”式人物，仗义疏财,一身武艺,好交天下英雄。